从农村进城跟着母亲收破烂的胡蝶，一心想赚大钱，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结果被拐卖到一个叫高巴县圪梁村的穷山沟。她想方设法逃离，即便在生下儿子“兔子”后也没放弃过。偶然机会，她借助村长的座机拨通城里房东老伯的电话，不久母亲和派出所长、记者顺着线索赶来，把她成功解救。回到城里，她难以忍受舆论的围攻，又不甘愿嫁给一个瘸腿的男人，在母性的呼唤下，最终重回到圪梁村的窑洞。
这就是贾平凹先生小说《极花》中的故事。胡蝶的逃离，令我陷入深思。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涌入城市，昔日的农村，因为大量劳动力的输出，变成了“空心城”，留守现象引人关注。城市在变得臃肿，患上浮躁症候群，乡村在慢慢消失，无处安放我们的乡愁，心灵的困境与精神的迷途，成为凸显的社会问题，所衍生的矛盾与冲突，不言而喻。就像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袒露的：“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蔽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胡蝶的拐卖与逃离，其实，就是精神迷途的淋漓写照。当年，她跟着母亲进城收破烂，不惜花光赚来的辛苦钱，买了一双高跟鞋，从此给自己贴上了城里人的标签，而这双高跟鞋埋下了祸根。逛菜市场买菜时，她禁不住高薪水的诱惑，稀里糊涂被带上贼船，以3万5千元被人贩子卖给了黑亮。挣扎，愤怒，呻吟，指甲在木器上划得一道道痕迹，见证着她的心路变幻。她是不幸的，但是，买她的男人黑亮以及村子里的光棍、其他买来的媳妇，都遭遇着同等命运。黑亮是村里最富有的男人，开有杂货店，有全村唯一的手扶拖拉机。为了捍卫男人的尊严，一个多月后，在几个男人的帮助下，黑亮才正式拿下胡蝶，继而孕育了儿子黑一。而立春的媳妇訾米，曾在城里当过小姐，她颇有心机，为了不当生育机器，她采取避孕措施，几次怀孕都成功逃脱；立春与兄弟腊八分家的时候，她表示，把自己也分了吧，一句“我只是个人样子”，点醒了胡蝶。相比之下，她没有胡蝶那般抗拒，而是迂回而直面。东岔沟走山，立春、腊八两兄弟一起丧命，訾米没有因此趁机逃跑，反而积极营救其他买来的媳妇，送王云等人逃走，她说道：“不是我热心肠，是前世我欠他们的，谁前世欠了我们的？”从訾米那里，我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也看到作者的悲悯情怀与人性立场。
每个人都不是孤岛。支撑胡蝶精神世界的，除了远在城里的母亲，还有村里的麻子婶、黑亮叔、老老爷。麻子婶一生坎坷，生下怪胎，被遭冷眼，但是，一把剪刀给她神奇点化，成为剪花娘子，她剪得是花，更是生命的寄托或皈依；同时，她还剪掉了烦恼、苦闷、委屈，以及女人特有的悲痛；黑亮叔虽然是个瞎子，他却能参透生命，精神明亮，认清这个光怪陆离的荒唐世界；而老老爷，是村里的长老级人物，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心灵导师。他在葫芦上写“德”字，还有六十四画难写的字；他送给胡蝶彩花绳，被她戴在脚脖上；他告诉胡蝶，这孩子或许也是她的药；他还说，胡蝶是前世是花变的……他代表乡村品格，最后的伦理与秩序，他给人们一种教化与提醒：敬畏，谦逊，还有，“德孝仁爱、信义和平” 。
胡蝶，与花，我认为，这是对生命的暗喻。这花，是极花：“也是冬虫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虫子，而且小虫子眠而死去，而在夏天里长草开花”，也是生命之花；胡蝶找的最终是真实的自己，是内在世界的那个自我。因此，她的逃离，她的被拐，都是一种自我迷失，被诱惑、被欺骗、被蹂躏，归根结底，是内在的失守，精神的滑坡。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错，也不是一代人的痛，而是社会动荡、城乡裂变、贫富分化、道德极端等的产物。就像胡蝶被救回城里后，她轮番接受记者采访，羞耻心被刺痛，只能独自咀嚼、吞咽：“我反感着他们的拷问，我觉得他们在扒我的衣服，把我扒个精光而让我羞辱。”这无不是一种现代悲剧。
胡蝶，最终回来了，回到窑洞里，做黑亮的媳妇，做荞面饸饸，成为一朵绽放的极花。可是，其他人呢？我们呢？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他们该怎么在城市里成家立业、安身立命？背负家族使命，他们何时才能扬眉吐气，房子、车子、票子都不再是梦？那些走出来的农二代，拿什么适应城市的花红柳绿、日新月异？又该怎样闯出一片新天地，而不会重走父母的老路子，甩掉农民的包袱呢？然而，有人进城，就有人重返，在钢筋混凝土里生活久了，人们被互联网带来的便捷所裹挟，被卷入到限定的生活模式，食品安全、生态失衡、消费泛滥、人情冷漠，他们徒生逃离的想法，重回故乡、拥抱田园，可是，曾经的故乡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到那时才发现，根本回不去了。
精神的迷途一直都在，心灵的围城也一直都在，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觉而已。无论是妇女、儿童被拐卖到农村，还是近几年出现的农村留守妇女被性侵、留守儿童相约自杀、老年人性犯罪等现象，透过表象看本质，这正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所衍生出的不适与阵痛，发展速度越快，牺牲品就会越多，代价也就越大。就像这句话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这让我想起了梁鸿《出梁庄记》中的那个王家少年。18岁，高三的尖子生，性格内向，善良、单纯，甚至有些教养。就是这样一个外人眼中的好孩子，竟然强奸了村里82岁的刘老太，摇身变成了杀人犯。有一个细节，令我过目不忘，那天睡觉前他看黄色录像，然后，起了念头，对刘老太进行了性侵。尽管乡亲们签名上书，请求宽大处理，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终判为死刑。“面对一个杀人犯时，我一下子崩溃了，看着他，一切的原因都不是原因，而所有不是原因的因素又导致了最终的悲剧。”梁鸿说道。无论是王家少年，还是小说中的胡蝶，都呈现了一种生存镜像：被城乡裂变所撕裂的人格悲剧，也是社会悲剧。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父母或上一代人，应放在新变革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既要保留乡村这个温暖的子宫，也要遏制城市的扩张速度，以制度的力量进行救赎。
人生何处不逃离，只要社会向前发展，所出现的精神困境与生命课题，就会一直存在，荒唐与野蛮并进，诱惑与暴力并存。但是，并非没有希望，每一种视角，每一次书写，每一次反思，都会投去一束柔和的灯光，给人以力量。就像梁鸿女士重回梁庄的感受：“五年之后，我并没有找到真实答案。但是，我似乎看到了前面重峦叠嶂的山峰，看到它的轮廊和多样的迷雾，有物对应，有真切的怀疑，思考和问题意识，对于一个妄图寻找精神存在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幸福。”
作者：钟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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